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

信息茧房问题虽然因个性化推荐算法等技术的发展而日益成为研究热点,但它所指向的人们的选择性心理带来的信息视野狭窄以及观点、立场固化等,并非新的现象。从新媒体传播来看,人们的视野与其获取信息的路径以及相关的信息过滤机制相关,社交网络、平台、算法等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固化人们的信息获取路径、强化人们的选择性心理,信息茧房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要破解信息茧房,同样需要依靠算法与平台的优化、信息供给侧的改进以及个体媒介素养提升等多方面的路径。

近几年,伴随着个性化信息推荐算法的发展,关于信息茧房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人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信息茧房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仅是算法的原罪还是源于多重因素,是否可能破解?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新媒体对人们的信息获取、意见态度形成的影响的认识,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新媒体时代公共交流、社会整合面临的新挑战,并从多个角度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信息茧房:并非新问题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这个概念来自美国学者桑斯坦,他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指出,信息茧房意味着,我们只听我们选择和愉悦我们的东西。而他提出这一问题的主要背景,是数字时代的个性化信息服务的逐步兴起。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就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里预言了数字化时代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可能,并将之命名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虽然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概念时,“我的日报”尚未真正实现,但他已经对此产生了担忧,他指出,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而言,“我的日报”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也是风险,有时会给商业和民主带来不幸的结果。如果公司建立了信息茧房,就不可能兴隆,因为其自己的决定不会受到内部的充分的挑战。如果政治组织的成员—或国家领导人—生活在茧房里,他们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以变成可怕的梦魇。尽管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是在协商民主的语境下,但是,信息茧房的影响未必只局限于这一领域。

在桑斯坦看来,人们之所以会陷入信息茧房,是因为对信息进行了选择与“过滤”。在更早出版的《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桑斯坦也表达了对科技力量带来的消费者过滤所读所看所听的越来越强大力量[3]的担忧与反思。而后来另一研究者提出的“过滤气泡”这一概念更是直接强调了信息过滤对用户的影响。

“过滤气泡”概念最早由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Pariser)2011年在其著作《过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中提出。他发现搜索引擎可以随时了解用户偏好,并过滤掉异质信息,为用户打造个性化的信息世界,但同时也会筑起信息和观念的“隔离墙”,令用户身处在一个“网络泡泡”的环境中,阻碍多元化观点的交流。帕里泽将此称为“过滤气泡”。

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两者有相似性,相对而言,国内研究者采用信息茧房这一提法更多。虽然今天研究者对信息茧房的定义并没达成共识,但基本上人们提到信息茧房时,都会涉及到信息偏食导致的视野局限,以及由此对观念、态度与决定等的影响。本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来研究信息茧房现象。

在个性化内容推荐算法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算法与信息茧房的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研究者也存在一些争论。有些人将算法视作导致信息茧房的主要原因,也有些人认为信息茧房存在但与算法无关,有些人则认为信息茧房不存在。

如果从桑斯坦对信息茧房的最初定义来看,信息茧房实质上来源于人们的选择性心理。而“选择性心理”这一现象,在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194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中便已经被提出来,他们发现人们原本的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受众更倾向于接触那些与自己原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选择性接触的结果不是导致原有态度的改变,而有可能是强化原有态度。后来的传播学者,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分为选择性接触(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与选择性记忆等几个层面,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证明了选择性心理的存在。因此,由选择性心理导致的信息茧房是客观存在的。桑斯坦主要的担忧是类似于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我的日报”这样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对信息茧房问题的强化。在个性化信息服务越来越盛行的今天,关注信息茧房问题及其影响,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信息茧房是否只是由个性化信息服务或者算法导致?个性化服务或算法是否必然带来信息茧房?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需要看到的,今天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是多元的,因此,我们需要综合分析人们获得信息的多重途径及其过滤机制,来判断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的信息获取,从而判断导致信息茧房的各方面因素。

二、影响用户信息获取路径的相关因素

今天,人们在网络中获得的信息范围与路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很多因素可能会导致用户阅读路径的固化,但也会有一些因素可能促成对固化路径的突破。

(一)个体构建信息获取网络的主要逻辑

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只是信息的接收者,是传播渠道中的一个被动的端点,受众即使有选择性心理,但他们面对的选择相对有限。而在新媒体时代,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应用普及后,个体对自己的信息消费的主动控制能力得到加强,这主要体现为他们可以在多种渠道中以多种逻辑来构建自己的信息获取网络。

用户自主建构的个性化的信息获取网络,首先与其社交关系网络相关。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社会关系网是个体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时的基础,在SNS、微博、微信朋友圈里,人们看到的信息流多来自于自己关联的他人,这意味着社会关系成为了他的信息源。通过社交圈来进行信息的筛选,可以减少个体获得信息的成本。这个关系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获取信息的范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与信息相关的态度、意见等形成影响。

当然,社会关系的强度未必与信息的契合度呈正相关。特别亲密的家人(如父母)分享的内容,未必一定是质量最好或者自己最需要的,相反,一些弱社会关系,有可能带来更符合人们需要的内容。但人们使用社交平台,总是会兼顾关系维系与信息获取两方面的需求,因此,基于社会关系建立的信息网络,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人们不想看到的信息。然而当人们不能忍受某些信息时,他们会将其信息源删除或屏蔽掉。这种选择的方便性,也可能会使人们视野里留下的更多是能够愉悦他们的内容。还有一些信息源,即使人们不便将其删除或屏蔽,也可能会选择性地无视他们发布的信息。

因此,当人们以社交关系构建起自己的信息网络时,也就是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一些信息阻挡在外面。这个关系网络中人们越是同质化,那么人们获得的内容在主题和立场等方面也可能更同质化。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也包含了人们所在的群体或圈子,而群体或圈子也会强化信息和意见的同质性,这也会带来另一个相关的现象,那就是“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即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尽管也有研究者对网络是否增强了回声室效应持否定性判断,但是更多的研究者认为,网络的确强化了这一效应,甚至可能带来“文化部落主义”。 有国外学者认为:“社交媒体非但没有拓宽我们交流的范围,没有加深我们的理解,反而强化了既成的社会等级和封闭的社会群体。”

回音室效应不完全等于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更多地强调群体或系统的封闭,这不仅仅源于信息视野的狭窄,也源于群体互动。但它和信息茧房有着相似的心理机制。
当然究竟是只能容忍同质化的圈子,还是可以接纳开放的、异质的圈子,也与个人的性格、使用社交媒体的需要及获得的满足等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信息茧房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人的选择性心理的结果,是人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而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结构有可能强化这种心理。

当然个体也不会总是圈定在自己的社会关系里,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某些内容,个体可以跳出社交关系网络,根据需要从不同信息源或渠道去发现、收集与组合信息。例如,一个电影爱好者,可能会在豆瓣、微博、知乎、贴吧等各种平台关注特定的对象或加入的群组,这些构成了他在电影兴趣方面特定的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络的复杂度以及认知与解读的深度,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在这个信息网络的构建中,个体的偏好还是起主要作用,但其中也可能会有一些因素给个体带来意料之外的信息。

在个体的信息网络的构建中,搜索引擎也会起到一定作用。通过搜索关键词,人们就可以定向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某个方面的内容,由搜索引擎提供的搜索结果构成了关于这个特定关键词的一个信息集合。虽然这背后也有搜索引擎算法的影响,但所需内容的范围,仍是由用户自己设定的。

此外,一些用户也会对公共信息传播平台有稳定的使用习惯,如新闻资讯客户端等。虽然其中的很多内容最终也会通过社交渠道到达用户,但由于品牌影响力、信息获取效率以及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一些用户仍然会选择甚至依赖这些平台。这些平台里没有社会关系带来的视野局限问题,但平台本身的选择性、用户阅读时的选择性也是存在的。

总体来看,今天的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多种信息传播渠道,包括媒体渠道、媒体外的信息分发平台、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对于个体来说,在多种渠道中选择哪些渠道获得信息,以哪个渠道为主、哪个为辅,以及不选择哪些渠道,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渠道组合的质量,会影响到用户获取信息的广度与质量。如果渠道多样,有较多的异质信息源,那么个体获得的信息也会多元。

(二)导致路径固化的相关因素

用户以不同逻辑自主构建了自己的信息获取网络,这种网络可能因一些因素的作用逐渐稳定甚至固化。

个体的性格,如是被动型还是主动型,是喜欢稳定还是喜欢变化等,会对他们的信息网络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被动、求稳的性格可能更容易导致信息网络的固化。

人们在信息网络中获得的满足感,也会影响到他们行为的稳定性,特别是对于作为信息获取渠道的社交网络而言,如果人们在其中得到了较多的社会支持和满足,那么社会关系网络会相对稳定,且对社交关系的依赖也会很大,将社交网络固化为主要信息渠道的可能性也更大。

有时平台也会以某些方式固化人们的信息获取范围或路径。平台的页面设计、内容安排模式等,会影响到用户的信息消费中的选择,甚至会将某些行为固化为人们的习惯。

目前各平台采用的算法同样具有一定的固化作用,个性化信息推荐算法大都是以个体以往的阅读偏好来进行个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推荐同类信息或根据相似人群的兴趣来进行推荐,算法为个体的信息消费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路径,甚至导致用户的路径依赖。这也是算法常常会与信息茧房联系起来的一个原因。

当然,平台或算法是否会导致人们信息获取路径的固化,与其设计思想相关。目前的平台和算法更多地在顺应用户的惯性,因此,更容易带来固化情况。

(三)导致路径偏离的相关因素

虽然一些因素会导致人们的信息获取路径的固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今天用户处于一个多元的信息环境中,影响他们信息获取的因素变得更为多样,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对固定路径的偏离或突破也会发生。

对固有路径的突破,一个可能原因是现有路径不能完全满足个体的信息获取需求。即使它曾经满足了个体的需要,但个体需求的流动也会导致新需求的产生。在一些个性化内容分发平台,一些用户在早期使用时会获得比较大的满足,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阅读范围越来越窄时,也会有“突围”的愿望。

其次,人们在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如果受到太多限制或压力,或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他们也有可能会谋求突破既有的关系结构,关系结构的变动,也会带来信息获取路径的调整。

另外,人们在各种固有路径中偶遇的某些类别的信息,如果引发了他们的兴趣,也可能将他们带向陌生的信息源或信息渠道。

在一些特定目标的引导下,人们也会产生了解多方面信息的动力,从而主动寻找信息的新来源,形成对既有路径的脱离。

有研究者指出:“这种脱离了原有信息寻求导向和相关信息的选择过程,有些是互联网的特殊性使得受众被动地被‘输送’到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信息渠道,不论这些渠道会提供确认还是挑战自己既有观点的信息。另一部分偏轨接触,则可能是受众为了获取更多或更全面议题解释或事实的主动选择,是更有效参与政治推动下的扩展搜寻行为。”

无论是政治参与的目的,还是个人的其他目的,或个人的性格因素作用,固有路径的突破都是可能发生的。当然,除了个人因素外,平台与技术也可以起到诱导用户偏离原有路径的作用,这同样取决于设计思想。

三、内容到达用户的多重过滤机制

信息茧房与信息过滤相关,理解信息茧房的发生机制,不仅需要理解人们信息获取路径是如何形成的,还需要理解在这些路径中哪些因素带来了哪些方面的信息过滤。

(一)平台中的过滤机制

无论是专门的资讯客户端,还是社交平台,或是其他的信息分发平台,平台本身都或明或暗地存在一定的信息过滤机制,例如,平台对哪些内容生产者开放,平台允许内容向哪些平台分享,或能接收哪些平台的分享,都对信息的过滤起着作用。
一些平台也仍然以人工编辑的形式在进行着信息的筛选,平台的界面也会给予不同的内容在呈现形式上不同的优先级别,一些平台也会用推送窗口、排行榜等方式来推荐重要或热门信息,这些手段在推荐某些信息的同时,也无形中使得其他一些信息被忽略。

(二)社会关系网中的过滤机制

要理解社会关系网的过滤机制,就要更好地理解人在分享内容时的心理动因。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也是一种信息的“导体”。对不同的内容,他们有不同的传导性,在这背后的影响因素,与人们作为单纯的阅读者、观看者选择信息的心理动因也有些差异。

作为单纯的信息消费者时,人们对内容的需求侧重于环境认知、社会归属、自我提升等方面的需求。但作为信息“导体”的人的需求,会更多地考虑“社交”情境。

在社交平台,人为什么要分享内容?它可能是因为自我存在感的需要、社会支持的需要(寻求与自己的价值观、立场、观点相一致的观点)、社交表演的需要、情感性互动的需要等。社交平台分享的内容,更多的具有表演的道具、关系的润滑剂、流通的社交货币、强化自己立场观点的论据等功用。内容是否具有社交谈资价值,是否有助于体现用户的存在感、提升人们的社交形象,或帮助他们维系、扩张自己的社交关系,或者融入自己希望加入的群体,都成为了它们是否能快速扩散的因素。

因此,社会关系这个过滤网,不仅会在内容的类型、主题等方面产生过滤,也会在内容特质上有所筛选。媒体平台的信息更强调新闻价值、公共价值,更注重客观性、准确性,而社交平台中个体分享的信息更强调社交价值,更多与情绪、态度、立场等相关。

网络中有些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持续的、较稳定的(如微博、微信),而有些平台上则是随机的(如新闻跟帖和其他论坛)。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内容的过滤也会呈现相对稳定的模式,而随机的关系则更有可能帮助人们发现被稳定关系网过滤掉的一些信息。

同时,在这种“人造”的过滤网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也是明显的。无论是在一些稳定的社交网络中,还是在人们随机相遇的平台中,都可能存在着一些意见领袖,他们对于信息、意见也起着过滤的作用。当然,选择的便利性,使得人们也会趋向于选择与自己兴趣、立场相似的意见领袖。

(三)算法的过滤机制

个性化推荐算法是为了解决从具有极强噪音的稀疏关联矩阵中挖掘有用的信息这一重要问题,包括那些用户靠自身无法发现的“暗信息”的发现。

换一个角度看,个性化推荐算法的主要作用,就是过滤掉它认为某个特定对象不需要的内容,以提高内容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降低用户获取有效信息的成本。

目前主要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推荐、基于知识的推荐、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混合推荐等。

基于内容的推荐是指根据用户选择的对象, 推荐其他类似属性的对象。在个性化信息服务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推荐方式。

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应用最成功的个性化推荐技术,它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用户兴趣的相似性来推荐资源, 把和当前用户相似的其他用户的意见提供给当前用户,从而为用户发现新的感兴趣的资源。

基于知识的推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推理技术,它不是建立在用户需要和偏好基础上推荐的,而是针对特定领域制定规则来进行基于规则和实例的推理。

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算法则不考虑用户和产品的内容特征,而仅仅把它们看成抽象的节点, 所有算法利用的信息都藏在用户和产品的选择关系之中。

此外,在实践还存在着一些将以上几种推荐算法进行组合的混合推荐模式。

从目前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来看,基于内容的推荐和协同过滤推荐的算法更为普遍,这样的算法或者直接针对个体以往的行为偏好,或者基于同类人群的偏好,都在较大的程度上强调个体或群体的既有兴趣,这就可能形成对个体偏好的不断强化、放大,用户被同类信息包围的机率也会加大。而基于知识的推荐算法等,则可能有利于打破用户的偏好与已有习惯,帮助他们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有助于拓展他们视野的信息。

搜索引擎也是基于算法的推荐,早期搜索引擎的算法多是非个性化的,但后来搜索引擎也在越来越多地强调针对每个个体提供不同的搜索结果,这也可能导致搜索结果的窄化,强化用户的个体偏好。

今天算法采用的过滤机制,的确有可能会在特定平台里局限用户的视野,形成在这个平台里的茧房,但如果用户还有其他信息获取渠道,特别是与算法平台异质的渠道,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算法带来的局限。如果用户在整体上被困于信息茧房,那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另外,如果算法推荐机制做出调整,也可能会有助于茧房的破解。

(四)个体自身的过滤

经过平台、社会关系、算法等重重因素过滤的信息,到达个体时,个体仍然还会有自己的过滤。

在这种过滤机制中,选择性心理起到了很大作用。选择性心理包括选择性接触(含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等三个层面。

从传播学角度看,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指个体倾向于接触那些与原有态度一致的传播,而避免接触与自己的意愿不合的传播,在其中,个人还会倾向于注意消息中那些与其现有态度、信仰或行为非常一致的部分,这也就是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会受到信息特征(信息形式、信息情绪、信息渠道)、个人特征以及情境因素(提示线索、奖励线索)等的影响。
从信息特征上看,与不带情绪意义的刺激相比,具有情绪意义的刺激能引起更多的注意倾向。

从个体角度看,认知需求高时,人们在信息处理中会付出更多认知努力。个体在进行信息选择与加工时,也会受到促进定向(promotion-focused) 和预防定向(prevention-focused)两种动机系统的调节:当个体处于促进定向时, 会关注于实现积极的行为后果;当个体处于预防定向时, 则关注于避免消极的行为后果。当信息负荷较大时,消费者更易依赖调节定向来选择性加工信息。这也说明,人们的信息获取与其态度倾向相关。

从情境因素看,有效线索提示的目标和新异目标具有注意优先权。也就是说,个体的选择性注意,与提示线索相关。此外,在注意选择过程中, 与奖励联结的刺激能够吸引注意资源:当目标刺激与奖励联结时, 能够易化注意选择过程; 当分心刺激与奖励联结时, 能够阻碍注意选择过程。提示线索和奖励因素也与信息呈现的界面与方式相关。

选择性理解 (selective perception)是指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容易受愿望、需要、态度及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人们由过去的经验得出的假定、文化期待、动机(需要)、情绪与态度等都会对信息理解产生影响。

选择性记忆(selective retention)则是指受愿望、需要、态度及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回忆信息的倾向。心理学领域也有研究说明了自我概念对个人选择性记忆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假设主要有两种:一种假定是,个人努力忽略对与其积极自我概念不一致或冲突信息的加工, 以维持其自我概念的稳定性;另一种假定是,自我概念对选择性记忆的影响是由评价性信息与自我概念的关联程度决定的,在积极心境状态下, 人们倾向于用积极的情绪知觉、解释或回忆所发生的事件,而在消极心境状态下则表现出相反的倾向。虽然两者研究方向不同,但都说明人们的自我概念对记忆的影响。除了自我概念外,其他心理因素也会带来选择性记忆结果。

从各个不同层面看,人们在信息获取中的选择性心理都与人们已有的认知框架有关。“人们因为各种偶然机遇形成了各种初始信念,这些初始观念成为他们来判断接收到的信息的认知框架。换句话说,人们并不会仔细辨析他们遇到的大部分新信息,而只是将之与既有知识进行简单的比较后就决定选择、接受和听信哪些信息。”

选择性心理也是面对可能的认知失调采取的防御方式。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指出,人们在观点、态度、行为等之间具有一种一致或平衡的取向。即两个认知元素之间要达到一致的趋向。所谓认知元素,是指一个人对自身、对自己的行为及对环境所了解的事情。两个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无关、失调、协调。失调即指不一致、矛盾、不合适。当出现失调时,人们会努力减少失调,其方法是,改变行为认知元素(改变自己的行动)、改变环境认知元素(改变对环境的看法或改变环境)或增加新的认知元素(用新的认知元素来加以平衡)。同时人们还会主动地避免可能增加失调的情境和信息。这导致人对于信息的高度选择性。认知失调理论从深层解释了人们的选择性心理的来源。

可以说,人的选择性心理从来就存在,传统媒体时代它也会以各种形式存在,但也需要看到,社会化媒体、目前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与平台界面设计等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种心理。

四、多重路径下的“破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虽然信息茧房的根源是个体的选择性心理,但今天的技术、平台及传播模式等,都有可能作用于个体的信息选择、过滤过程,信息茧房最终的形成,也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信息茧房的“破茧”也需要多重路径。

(一)算法的优化

对个性化算法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问题,我们的确应该有所警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如果运用得当,算法也可能成为刺破信息茧房的一种武器。
从面向个人的算法角度看,要尽可能减少信息茧房效应,就要在算法设计时深入理解与考虑用户行为与需求中那些摇摆着的矛盾,例如: “凝固”与“流动”:用户在某个时段阅读偏好会有稳定性,但时间推移,兴趣也可能会发生转移,及时预测甚至促成用户需求的迁移或扩展,这是提高算法精准度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突破茧房的一种思路。

“套路”与“奇遇”:在迎合个体的阅读“套路”的同时,算法也需要提供一些惯性之外的信息,给个体带来更多“奇遇”,让个体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悦耳”与“刺耳”:算法总希望顺应用户的心理,为他们提供“悦耳”的声音,但某些时候,它也需要提供一些刺耳的声音,让用户了解真实世界的多面性。

除了在个性化内容推荐方面优化算法外,算法的开发者也需要更多地探索用算法来促进具有公共价值的内容的生产与推荐。在内容生产方面,可以通过算法分析洞察公众的共同心理,为媒体内容生产提供更多依据;在内容分发方面,可以通过算法推动具有公共价值的内容到达更广的人群。这些都可能帮助个体减少茧房的束缚。

(二)平台的优化

前文指出,人们的信息获取范围与社会关系有关,而背后,是这些关系所依存的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机制在起作用。尽管人们的关系选择是自由的、自主的,但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关系结构(如强关系或弱关系、同质关系还是异质关系)是由平台的产品设计决定的。有些平台更容易带来同质的、封闭的信息环境,有些则相反,如何帮助用户增加异质的信息源,也是平台需要考虑的。推动人们关系的流动而不是固化,也是平台在打破信息茧房方面需要做的努力。

而从信息筛选与呈现的角度看,平台的作用仍然是显著的,因此平台本身的信息源的丰富性,信息环境的均衡性,信息呈现方式的优化,也有助于帮助用户突破茧房。

前文提到,人们的选择性注意与引导线索及奖励等因素相关,因此,对于一些具有重大公共价值或有助于纠正用户“偏食”的信息,平台可以强化界面引导手段或相应奖励机制来刺激人们的注意。

(三)信息供给侧的改进

算法和平台对个体的信息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未来它们的改进也有可能促进封闭环境的打破,但对于社会的信息环境的全面、平衡起着更基础支持作用的,仍是媒体等专业内容生产者。

虽然每个个体、群体都有自己的信息消费偏好,但是,他们偏好之外的某些公共信息,对于他们完整了解社会环境是重要的,或许这些公共信息在获得即时报偿(如流量)方面并不理想,但媒体并不能因此而放弃这些内容的生产。

在社交网络中被人们分享得更多的信息,常常与情绪、态度、立场相关,但是,媒体仍然需要坚持对真相的追寻,坚守在新闻报道中的客观、冷静原则。

媒体仍需要保持有公共价值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多方面平衡的内容的供给,如果这些内容断供或稀缺,那么无论算法和平台如何优化,人们都无法获得对社会环境充分、全面的了解。

除了坚守专业的原则与方法外,面对新媒体时代公众的心理变化,媒体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使自己生产的内容到达更广泛的用户。

在多元甚至日益碎片化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信息茧房,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的断裂,面对这样一种风险,媒体的社会整合的职责将变得更为重要。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要的同时,要让那些关乎个体以及社会长远利益的公共信息仍能打破各种墙,畅通地到达每个个体。这不仅需要算法向这些具有公共价值的媒体内容倾斜,也需要媒体自身的努力。此外,平台同样也需要扶持媒体之外的具有专业生产水准的内容生产者,包括专业化的自媒体等,促进更多样、平衡的内容生态形成。

(四)个体媒介素养的提升

信息茧房归根结底还是由人的心理、认知与行为惯性决定的。虽然人的心理机制难以发生改变,但在某些方面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们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中的恶性循环。

信息茧房与人们的惰性相关。因为获取信息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极大过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作为具有“工具理性”的人,总是倾向于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报偿。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恩斯的模型认为,人们从头脑相似的人那里获得信息有助于减少信息成本。除了依赖他人外,依赖平台、算法,都可以使人们减少获得信息的代价。而这种依赖,是以个人的偏好为出发点,最终也会强化个人的偏好。媒介素养的培养,需要帮助人们认识信息偏食带来的影响,推动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信息获取的行为模式,尽力克服惰性,以更积极的方式来获取信息。

要减少信息茧房的困扰,也需要提高人们在兼容异质人群和异质信息、意见等方面的素养,这种兼容与人的心理、本性有所冲突,因而更需要培养。这也是公共参与的一种基本素养,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介素养的培养,还需要帮助人们提高对算法风险的知觉意识与防范能力。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对算法新闻的态度上,有四个因素可能导致用户态度的差异,其中使用时长较长用户、城市用户、高学历用户、媒介素养相对高的用户对算法规则和风险的了解程度更高。虽然这样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这个研究也表明,研究者开始关注算法与媒介素养的关系。将对包括算法在内的新技术应用风险的知觉意识与防范能力作为媒介素养的一部分,也是必要的。
对公众而言,对信息茧房的警惕与自省意识,对信息茧房的破解能力,也应成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这也是公众进行理性的社会参与的前提。

这样一个层面的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教育,也是具有极大的挑战的,它不能仅仅以业余教育的方式来完成,而是需要纳入整个教育体系中。

五、结语

信息茧房虽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从其形成机制的分析看,在新技术、新传播模式的影响下,它会变得更为突出。当然,实际情况如何,它对个体的影响如何,还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理解导致信息茧房的多种因素,并从不同的路径中寻求对信息茧房的突围可能。(彭兰)

Add a Comment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